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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这番话劝青年作家多就日常现实生活作短篇速写,和鲁迅的教导是不谋而合的。这是一种走现实现主义文艺道路的训练。特别是在现代繁忙生活中,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不容易抽出功夫去读“将速写拉成小说”的作品。速写不拉成小说,就要写得简练。我个人生平爱读的一部书是《世说新语》,语言既简练而意味又隽永,是典型的速写作品。刚才引的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也正是速写,可见速写也可以写出传世杰作,千万不要小看它。速写最大的方便在于无须费大力去搜寻题材,只要你听从鲁迅的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的教导,速写的材料在日常生活中就俯拾即是,记一次郊游,替熟悉的朋友画个像,记看一次电影的感想,记一次学习会,对当天报纸新闻发一点小议论,给不在面前的爱人写封情书,或是替身边的小朋友编个小童话,讲个小故事,不都行吧?如果你相信我,说到就做到,马上就开始练习速写吧?练习到三五年,你不愁不能写出文学作品,也不愁一些美学问题得不到解决。另一个大家不常谈而我认为还必须认真详谈的就是必然和偶然在文学中辩证统一的问题。我是怎样想起这个问题的呢?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序言”里说过:“机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要想达到丰富,足消去研究机缘。”“机缘”是我用来试译原文Hasard一个词,它本有“偶然碰巧”的意思,读到这句话时,我觉得很有意思,但其中的道理我当时并没有懂透。后来我读到恩格斯在一八九○年九月初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提出悲剧和喜剧这两个范畴作为最后一封信来谈,因为戏剧是文艺发展的高峰,是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综合性艺术。从电影剧、电视剧乃至一般曲艺的现状来看,可以预料到愈到工业化的高度发展的时代,戏剧就愈有广阔而光明的未来。社会主义时代是否还应该有悲剧和喜剧呢?在苏联,这个问题早已提出,可参看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学》(注:可参看蒋路的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章。近来我国文艺界也在热烈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可喜的现象。我读过有关这些讨论的文章或报告,感到有时还有在概念上兜圈子的毛病,例如恩格斯在复拉萨尔的搐里是否替悲剧下过定义,我们所需要的是否还是过去力那种悲剧和喜剧之类。有人还专从阶级斗争观点来考虑这类问题,有时也不免把问题弄得大简单化了。我们还应该多考虑一些具体的戏剧名著和戏剧在历史上的演变。澳门电子游戏排名过去,朱光潜是信奉表现主义的,因此基本上不谈艺术反映现实与典型问题,到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典型问题是与美及艺术本质紧密相关的,是美学中头等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他在《谈美书简》第11封信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艺术典型问题在美学史上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即已提出了很精辟的典型说。他强调艺术典型须显出事物本质和规律,不是于事已然,而是于理当然;于事已然都是个别的,于理当然就具有普遍性,所以说诗比历史是更哲学、更严肃的,也就是具有更高的真实性。不过诗所写的还是个别人物,即“安上姓名的人物”。在个别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与普遍性,这就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正是艺术典型的最精确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还曾提出过一种“类型”说。他按年龄和境遇把人分为幼年人、成年人、老年人以及出身高贵的人、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几种类型,并且对每一类人作了概括性描绘。他的用意在于要艺术家熟悉观众的性格与心理,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

澳门电子游戏排名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不过我感觉到与游戏密切相关的偶然机缘在文艺中的作用这个问题还大有文章可做,而且也很有现实意义。我准备继续研究下去,并且希望爱好文艺和美学的朋友们都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抒己见,引起讨论,或可以解放一下思想。贺拉斯之后,西方文艺理论发生影响最大的是十七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代表布瓦罗,他也写过一本《论诗艺》,也跟着贺拉斯宣扬类型和定型。这种使典型府俗化和固定化的类型为一般而牺牲特殊,力传统而牺牲现实,当然不合我们近代人的口味,但是在过去部长期受到欣赏。理由大概有两种,一种是过去统治阶级 (特别是封建领主)为了长保政权,要求一切都规范化和稳定化,类型便是文艺上的规范化,定型便是文艺上的稳定化。也是为了这种政治原因,过去在文艺上登上舞台的主角一般就是在政治上登上舞台的领导人物,他们总是被美化成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英雄,至于平民一般只能当喜剧中的丑角乃至“跑龙套的”,在正剧中至多也只当个配角。类型和定型盛行的另一个理由是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就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一般倾向保守。所以一般听众对自己所熟知的人物和故事比对自己还很生疏的题材和音调还更喜闻乐见。就连我们自己也至今还爱听《三国演义》、《封神榜》和《水浒》之类旧小说中的故事和取材于它们的戏剧和曲艺。

此外关于笑与喜剧的学说还很多,在现代较著名的有法国哲学家伯格荪的《笑》(LeRire)。他认为笑与喜剧都起于“生命的机械化”。世界在不停地变化,有生命的东西应经常保持紧张而有弹性,经常能随机应变。可笑的人物虽有生命而僵化和刻板公式化,“以不变应万变”,就难免要出洋相。相格苏举了很多例子。例如一个人走路倦了,坐在地上休息,没有什么可笑,但是闭着眼睛往前冲,遇到障碍物不知回避,一碰上就跌倒在地上,这就不免可笑。有一个退伍的老兵改充堂馆,旁人戏向他喊:“立正!’他就慌忙垂下两手,把棒的杯盘全都落地打碎,这就引起旁人大笑。依柏格苏看,笑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警告,使可笑的人觉到自己笨拙,加以改正。笑既有这样实用目的,所以它引起的美感不是纯粹的。“但笑也有几分美感,因为社会和个人在超脱生活急需时把自己当作艺术品看待,才有喜剧。”《读后记》的作者对罗丹确实有褒有贬,不过贬抵销了褒。我们先看他对罗丹所控诉的罪状,再考虑一下如果这些罪状能成立,罗丹还有什么可褒的?为什么把他介绍到中国来?审美判断是对象的形式所引起的快感。这种形式之所以能引起快感,是因为它适应人的认识功能(即想象力和知解力),使这些功能可以自由活动并且和谐地合作。这种心理状态虽不是可以明确地认识到的,却是可以从情感的效果上感觉到的。审美的快感就是对于这种心理状态的肯定,它可以说是对于对象形式(客体)与主体的认识功能的内外契合……所感到的快慰。这是审美判断中的基本内容。澳门电子游戏排名我国有句老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过去我国学习诗文的人大半都从精选精读一些模范作品入手,用的是“集中全力打歼灭战”的办法,把数量不多的好诗文熟读成诵,反复吟咏,仔细揣摩,不但要懂透每字每句的确切意义,还要推敲出全篇的气势脉络和声音节奏,使它沉侵到自己的心胸和筋肉里,等到自己动笔行文时,于无意中支配着自己的思路和气势。这就要高声朗诵,只浏览默读不行。这是学文言文的长久传统,过去是行之有效的。现在学语体文是否还可以照办呢?从话剧和曲艺演员惯用的训练方法来看,道理还是一样的。我在外国个学学习语文时,看到外国同学乃至作家们也有下这种苦练功夫的。我还记得英国诗人哈罗德·孟罗在世时在大英博物馆附近开了一个专卖诗歌书籍的小书店,每周定期开朗诵会,请诗人们朗诵自己的作品,我在那里曾听过夏芝、艾理阿特、厄丁通等诗人的朗诵,深受教益,觉得朗诵会是好办法。三十年代《文学杂志》社中一些朋友也在我的寓所里定期办过朗诵会,到抗战才结束。朗读的不只是诗,也有散文,吸引了当时北京的一些青年作家,对他们也起了一些“以文会友”的观察作品。现在广播电台里也有时举行这种朗诵会,颇受听众的欢迎。这种办法还值得推广,小型的文学团体也可以分途举办,它不但可提高文学的兴趣,也有助于语言的基本功。

谈美,我得从人谈起,因为美是一种价值,而价值属于经济范畴,无论是使用还是交换,总离不开人这个主体。何况文艺活动,无论是创造还是欣赏、批评,同样也离不开人。后来,贺拉斯发挥了他的类型说,而抛弃了他的典型说。此外贺拉斯还提出了“定型”说。所谓定型说,就是借用古人已经用过的题材和人物性格,古人把一个人物性格写成什么样,后人借用这个人物性格,也还是写成什么样。比如写阿喀琉斯这个人物,就应象荷马那样,把他写成“暴躁、残忍和凶猛的人物”。贺拉斯的理论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信徒中包括布瓦洛、普·德·维迦、孟德斯鸠等人。甚至丹纳也认为美的事物就是很清楚地显示“种类特征”的事物。类型说和定型说的哲学基础是普遍人性论。它所以长期得以流行,理由大体有两个:一是过去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要求一切都规范化和稳定化;一是统治阶级一般倾向于保守,他们更喜欢自己所熟知的人物和故事。朱光潜在第3封信中说:“谈美,得从人谈起,因为美是一种价值,而价值属于经济范畴,无论是使用还是交换,总离不开人这个主体。”因此,研究美绝不能离开人,美学是随同对人的研究而逐步展开的,认为研究人是打开美学殿堂的金钥匙。当然,对人的研究首先是人类学的研究。人类学是把人当作一种物种来研究的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于美学来说,主要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艺术起源的问题。谷鲁斯和普列汉若夫谈艺术起源就是站在人类学角度,认为艺术起源于日常生活实践如吃饭穿衣、男婚女嫁等。近代,人又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心理学把人与外在事物的复杂的物质交换过程简化为由刺激到反应循环往复的过程,并把它分解为知(认识)、情(情感)、意(意志)三部分。早期心理学是附属于哲学的,哲学家大半看重认识而轻视实践,因此把心理学局限于从感觉神经到脑中枢那一环,至于从脑中枢到运动神经那一环,也就是从情感、思考和意志到行动那一环,则很少提起。十七、十八世纪还是一个不可知的秘密。各派心理学对人的研究虽然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但毕竟不能揭示人的全面本质。原因是他们都把人这个整体宰割开来成为若干片断,单挑其中一块出来,就像瞎子摸象,谁也说不清。这种“机械观”的研究方法源于牛顿的物理学。十九世纪以来,对人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学者摈弃了“机械观”,而采取了“有机观”的方法,后者来自生物学和有机化学。它与“机械观”不同,不是把人的心理功能看成可以任意拆卸与组合的零件,而是看成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有生命的整体。歌德就是持“有机观”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中的《从猿到人》就是在“有机观”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强调人与自然(我与物)的统一,而且也强调人本身全部身心两方面各种“本质力量”的统一,这个观点对于美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具有根本性意义。我国有句老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过去我国学习诗文的人大半都从精选精读一些模范作品入手,用的是“集中全力打歼灭战”的办法,把数量不多的好诗文熟读成诵,反复吟咏,仔细揣摩,不但要懂透每字每句的确切意义,还要推敲出全篇的气势脉络和声音节奏,使它沉侵到自己的心胸和筋肉里,等到自己动笔行文时,于无意中支配着自己的思路和气势。这就要高声朗诵,只浏览默读不行。这是学文言文的长久传统,过去是行之有效的。现在学语体文是否还可以照办呢?从话剧和曲艺演员惯用的训练方法来看,道理还是一样的。我在外国个学学习语文时,看到外国同学乃至作家们也有下这种苦练功夫的。我还记得英国诗人哈罗德·孟罗在世时在大英博物馆附近开了一个专卖诗歌书籍的小书店,每周定期开朗诵会,请诗人们朗诵自己的作品,我在那里曾听过夏芝、艾理阿特、厄丁通等诗人的朗诵,深受教益,觉得朗诵会是好办法。三十年代《文学杂志》社中一些朋友也在我的寓所里定期办过朗诵会,到抗战才结束。朗读的不只是诗,也有散文,吸引了当时北京的一些青年作家,对他们也起了一些“以文会友”的观察作品。现在广播电台里也有时举行这种朗诵会,颇受听众的欢迎。这种办法还值得推广,小型的文学团体也可以分途举办,它不但可提高文学的兴趣,也有助于语言的基本功。

又比如,作者在谈到如何学美学的问题时是这样说的:“朋友们来信经常问到美学应该读什么书。他们深以得不到想读的书为苦,往往要求我替他们买书和供给资料。他们不知道我自己在六十年代以后也一直在闭关自守,坐井观天,对国际学术动态完全脱节,所以对这类来信往往不敢答复。老一点的资料我在《西方美学史》下卷附录里已开过一个‘简要书目’,其中大多数在国内还是不易找到的。好在现在书禁已开,新出版的书刊已日渐多起来了,真正想读书的当不再愁没有书读了,人愈老愈感到时间可贵,所以对问到学外语和美学的朋友们,我经常只进这样几句简短的忠告:不要再打游击战,象猴子掰包谷,随掰随丢,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要敢于攻坚。不过歼灭战或攻坚战还是要一仗接着一仗打,不要囫囵吞枣。学美学的人入手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还是学好马列主义。不要贪多,先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通读一遍,尽量把它懂透,真正懂透是终生的事,但是要养成要求懂透的习惯。其次,如果还没有掌握一种外语到能自由阅读的程度,就要抓紧补课,因为在今天学任何科学都要先掌握国际最新资料,闭关自守决没有出路。第三,要随时注意国内文艺动态,拿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余力,最好学习一门艺术:文学、绘画或音乐,避免将来当空头美学家或不懂文艺的文艺理论家。”一位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智者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把自己毕生的学习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后学者,使任何一位初学美学者都能有所收益,少走弯路。文章语言的幽默、朴实与生动、形象由此可以略见一斑。在文艺创作过程中,一般都有个酝酿阶段,思想情感白热化阶段,还有一段斟酌修改阶段。白热化阶段是文艺创作活动的高峰,这是一种聚精会神的状态,这时心无二用,一般只专注在形象思维上,无暇分心到抽象思维上去。但是我们已多次强调过,人是一个有机整体,除了形象思维的能力之外,他还是抽象思维或逻辑推理的能力,也不能不在适当时机发挥作用,特别是在酝酿或准备阶段和作品形成后斟酌修改阶段,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往往是交叉使用的。例如参观访问、搜集资料、整理资料都不完全是形象思维的事。你作诗或写剧本,决不会只为你自己享受,还要考虑到听众能不能接受,对他们的影响是好是坏,乃至朗诵员和演员的安排和训练,出版和纸张印刷供应之类问题。考虑到这些与文艺创作有关的广泛的实际问题,你就决不能不适应实际需要,参用一些抽象思维再拿逛北海为例来说,假如你是个建筑师或园林设计师,要为改造北海定规划,制蓝图,你当然要考虑到北海作为一种艺术名胜如何才能美观,要进行一些形象思维,此外也要考虑到年代建筑作为一种工程科学的许多理论问题,以及作为经济设施的投资、材料供应、劳动力配备和吸引旅游者之类经济问题,决不能只在“为艺术而艺术”。在每一点上我都要把贝尔纳做靠山。我一般只消把“小说家”这个名称来代替“医生”这个名称,以便把我的思想表达清楚,使它具有科学真理的精确性。(注:《实验小说》法文版,第2页。)这个提法很好地解决了形象思维与文艺思想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提法,在当时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美与丑之外,对立而可混合或互转的还有崇高和秀美以及悲剧性与喜剧性两对审美范畴。既然叫做审美范畴,也就要隶属于美与丑这两个总的范畴之下。崇高(亦可叫做“雄伟”)与秀美的对立类似中国文论中的“阳刚”与“阴柔”。我在旧著《文艺心理学》第十五章里曾就此详细讨论过。例如狂风暴雨、峭岩悬瀑、老鹰古松之类自然景物以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米琪尔安杰罗的雕刻和绘画、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屈原的《离骚》、庄子的《逍遥游》和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阮籍的《咏怀》、李白的《古风》一类文艺作品,都令人起崇高或雄伟之感。春风微雨、娇莺嫩柳、小溪曲涧荷塘之类自然景物和赵孟頫的字画、《花间集》、《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春江花月夜》乐曲之类文艺作品都令人起秀美之感。崇高的对象以巨大的体积或雄伟的精神气魄突然向我们压来,我们首先感到的是势不可挡,因而惊惧,紧接着这种自卑感就激起自尊感,要把自己提到雄伟对象的高度而鼓舞振奋,感到愉挟。所以崇高感有一个内不愉快而转化到高度愉快的过程。一个人多受崇高事物的鼓舞可以消除鄙俗气,在人格上有所提高。至于秀美感则是对娇弱对象的同情和宠爱,自始至终是愉快的。刚柔相济,是人生应有的节奏。崇高固可贵,秀美也不可少。这两个审美范畴说明美感的复杂性,可以随人而异,也可以随对象而异。恩格斯在给敏·考茨基的信里还说过:“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就是说,倾向不应作为作者的主观见解,而应作为所写出的客观现实的趋势,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这样理解“倾向”或思想性,和上文所引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例子也是符合的。澳门电子游戏排名当然也有人逛北海会起作诗作画或写游记的兴致。北海里那么多的好风景和人物活动当然不能整个地放到诗或画里,总要凭自己思想感情的支配,从许多繁复杂乱的映象之中把某些自己中意而且也可使旁人中意的映象挑选出来加以重新组合和安排,创造出一个叫做“作品”的新的整体,即达·芬奇所说的“第二自然”。这就是文艺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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